预计动力煤将上演猴市行情

恰恰因为国家集中性权力介入范围太广而深度不够，【37】加之高度分散、以邻为壑的单位制之下各组织重自身利益而轻普遍利益、财物私产化，财政制度缺乏公共性，反而导致公共物品的缺乏。

【8】总而言之，在帝制时期，中国的国家财政规模仅占其整体经济的一小部分的一小部分，其政府收入从未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9】即使在民国的巅峰时期，也未超过8．8％。【71】李岚清：《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和税收体制》，《人民日报》2003年2月22日第2版。

在此逻辑之下，地方自主权很难在宪法层面得到保障。集中化体现在，原本分散无序的各个政府部门被国家预算这一财政管理规划文件有机地连为一体，整合为一个内在一致、相互联系而单一（unitary）【57】的行政体制。其三，由于细化的部门预算的缺乏，财政部门只能整块地将资金分配给各个部门，由后者自由支配，于是导致各部门拥有不受约束的二次预算分配权，行政首长和财政部门也难以评估、监督资金开支的具体使用去向。先中央集权，后发展有限的地方分权。【70】这一系列支出改革强化了制度体系内部的预算集中控制。

【42】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及：把现行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善和完善税收制度。完善人大的预算初步审查制度，财政部门应在人代会举行的四十五日前（省级以下为三十日）将预算草案初步方案交由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审（第44条），由后者向人大主席团提交审查结果报告（第49条），以便为人大代表会议的正式审查奠定基础，且决算草案亦设置相似的初审程序（第78条）。就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而言，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宪法确立的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将基本权利的限制加以具体化。

[36]同上注，第 90—91 页。而不得适用则侧重于描述其纠纷解决功能，一般体现在普通司法程序之中。[22]近代以来，组织规范更是宪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可是，这些原因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

无效主要侧重于对其效力形态的评判，一般体现在合宪性审查之中。随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日益融合，私法已经不再是纯粹只调整平等私主体之间的关系，或者仅涉及私人利益，其中也涉及公权力和公共利益。

而且，这种表述方式并非任意为之，其意在凸显宪法的最高法地位。但是，陈文忽略了关于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其推理的第二步或许符合一般形式逻辑，但并不符合宪法学的理论逻辑。[33]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2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但是，对于实在法问题法理学分析的效用限度需要具有充分认知。

这种应然的规范理想与部门法是否在事实上实现了宪法具体化，完全是两回事。根据上述命题可以推导出宪法是授权规范。无论公法规范的宪法具体化，抑或是具有公共性的私法规范的宪法具体化，其都是宪法框架秩序意义上的宪法具体化，立法机关享有具体化宪法的形成自由权。[11]参见郑贤君：《作为宪法实施法的民法——兼议龙卫球教授所谓的民法典制定的宪法陷阱》，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

其内容不仅存在于形式宪法中，而且存在于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各个法律部门之中。[19]前引注[1]，陈景辉文。

再如，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立法机关需要根据宪法对法院的层级、管辖和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三）被刻意放大的多数决 陈文认为，在法律环境中，存在法治和民主两种价值之间的冲突。

[30]这种具体化既不是法律分则对总则意义上的具体化，也不是法律规则对原则意义上的具体化，而是在宪法设定的框架秩序范围内自由形成的具体化。张翔认为，宪法具体化是指框架秩序意义上的具体化，即宪法确立了立法权的边界范围，在此范围内立法具有形成自由。第二，无论是宪法具体化，还是合宪性解释和合宪性审查，从宪法作为最高法的命题推导便可自足，又何须作出宪法作为法律总则的预设而徒增论证负担？对从宪法作为最高法推导宪法具体化进行批评，比对从宪法作为法律总则的预设进行批评，更具有针对性，也更有意义。可见，对于实在法上的问题，概念命题和实在法命题是适度分离的。很显然，张翔提出的在宪法框架秩序内划定边界和赋予形成自由，更被宪法学界所普遍接受，代表着宪法学界的普遍共识。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二、实在法命题与部门法的宪法具体化 陈文在对宪法具体化肯定论进行初步反省后，进一步将批评引向更为抽象的理论层次，探究作为宪法具体化根据的宪法性质问题。[18]陈文从宪法具体化的可能性推出部门法只是可省略的中间环节的必然性，逻辑上存在问题。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的宪法都将基本权利篇（章）放在国家机构之前，一定程度上就是表达这样的规范含义。三、概念命题与部门法的宪法具体化 由于陈文在实在法命题的分析中，得出了实在法命题与部门法是否是宪法具体化无关的结论，从而有意无意地将论题引到法理学领域。

陈文将宪法是最高法和最稳固的法两个子命题，分别和宪法中的国家权力规范和基本权利规范对应是否成立颇值疑问。这从哈特关于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的论述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

[14] 把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划分为内容和效力两个层面不能说有问题。陈文只是在该部分的标题中使用了作为法律环境的宪法的表述，在正文具体描述宪法的性质时便不再使用，而是称为宪法是对法律环境的恰当反应。[18]参见李海平：《民法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实施法可以以实施细则的形式呈现，也可以以划定框架边界、赋予形成自由的方式实现。

其推理的逻辑是：（1）次级规则是二阶规则。从这一意义分析，拉兹没有作出一阶价值共识和二阶价值共识的区分更为可取，而陈文的区分很大程度上曲解了拉兹宪法概念第7项特征的原义。

[27]See 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25. [28][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有些私主体行为包含着国家公权力因素，有些私主体则享有和行使着社会公权力，凭借其占有的经济、技术、信息等强大优势，对其他私主体形成事实上的强制和支配。

[8]基于宪法之法律总则的地位而展开的学术批评，难免给人以主观臆测、自说自话之嫌。[1]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

2.最高法和法律总则 宪法作为法律总则，是陈文宪法具体化否定论的基础预设，无论其对宪法具体化学说的初步反省，还是借助拉兹、哈特、罗尔斯的理论而展开的法理学、政治哲学批判，都是在将宪法作为法律总则的预设基础上进行的。五、结论：类型化的部门法宪法具体化 综上所述，陈文对部门法是宪法具体化的否定总体上不能成立。其次，宪法和法律的区分具有规范依据。在拉兹所归纳的宪法概念的7项特征中，除了第7个特征（宪法是共同意识形态）的部分内容超越实在法，前6个特征都与实在法直接相关。

对一个实在法问题，至少可以在法教义学、法理学、政治哲学三个层面作出回答。在确定了宪法是授权规范后，陈文进而指出：作为一阶规则的部门法，拥有了二阶规则授权范围内的决定权。

但是，这种承认规则与作为终极判准的承认规则相比仍然是初步的和不完全的。它只是抽象回答了宪法的性质，对于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尚待作出更为细致的论证。

[7]参见前引注[1]，张翔文。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讨论，需要在此前提下展开。